去年至今，我参加了几次法律实务培训，主办方都安排了“非法证据排除”的课程。主讲老师不乏有最高法院、最高检察院的专家学者。
老师讲课中带着深情，眼神流露出对法治的信心。学员往往也被感染，仿佛看到了程序正义和一尘不染的法庭。
“非法证据”主要指的是通过刑讯逼供得到的证据，俗话说就是“打出来的证据”。侦查人员为了得到嫌疑人的“口供”，采用肉刑、威胁、欺骗等方法，强迫其证实自己有罪。
刑讯逼供在中国有着历史传统，从秦汉开始，便有成文法律规定了刑讯制度。可以合法地使用刑具逼迫犯人认罪。即使青史留名的包青天、海瑞在判案中也是亦然，屡屡刑讯。可谓“酷刑之下，何求不得”。
这样的理念一直延续至今。建国后曾有“犯人嘴里掏证据，棍棒底下出材料”的错误思想。野蛮的断案手段往往效果出奇的好。口供被作为“证据之王”，定案依赖性太强。没有口供不敢定案，有了口供便是铁案。
直到2010年，张氏叔侄冤案成为压倒刑讯逼供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在舆论下，司法机关出台了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。此后几年，这一制度不断完善、细化。排除的范围也日益扩大，从言词证据到物证。
被告人被刑讯逼供后，可以提出申请，便启动（排除非法证据）程序。法官会审查被告人的证据是否“被迫”做出。一经查实，便将该证据排除在法庭之外。
一位年轻的律师告诉我，他曾经代理过南方某非法经营案，被告人在监视居住期间被刑讯逼供。侦查人员对被告人进行了疲劳审讯和限制饮食，并用空调冷风吹他，连续一周时间，每天只休息半小时。终于体力不支，在“被提示下”供述了自己的罪行。
年轻律师提出申请后，法官启动了“排非”程序。在庭前会议上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。他们主动出示了办案机关的证明，上面写着:侦查人员取证活动合法，没有非法取证，下面盖着鲜红色的章。侦查人员还提交了排班表，在询问中均表示保障了被告人正常的休息饮食。
甚至，被告人在监视居住期间，所住的宾馆老板也出庭了。老板表示，他当时住在被告人房间的隔壁，每日正常送饭，没有任何异常。
可以想象到被告人眼里的无助与绝望。最终，法官认定证据收集合法。
刑讯逼供仍是侦查人员的“法宝”，将被告人打的遍体鳞伤，伤痕累累实在太为拙劣。有很多的手段可以不留痕迹。既得到了供述，又不会被发现。
疲劳审讯是最常见的。将被告人监视居住在宾馆内，侦查人员分组排班进行讯问。即使被告人不说，只要保证其不睡觉便可。一旦被告人闭上眼睛，侦查人员就厉声唤醒。几天下去，再坚强的意志，也只能投降。待被告人一觉醒来，所有事情烟飞云散，留下的只是有罪供述。
一位年长的当事人，之前始终不认罪。后专案组介入，大概讯问了一周时间，他便承认了。我会见时，他告诉我指控的事实都认了。我有些意外，便小心翼翼地问，是否自愿做出？他很肯定地告诉我，是自愿的，在法庭上也会这么说。
我迟疑间，突然发现他已老泪纵横。按照他的阅历，不会轻易流泪。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苦笑了一下。我端详他的整个身体，没有任何异常。这段时间，他遭受了什么？
他不会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，不是因为他没有证据，而是一种力量让他屈服了。法律制定的革新，赶不上人性。
思绪回到课堂，我认真地做着笔记。把重点法条划出熟记。这些专家学者不了解国情吗，他们深入研究，不断起草新的规定，不正是为了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吗？不让规定流于形式吗？
他们格外地认真，越是紧迫越是加紧钻研。不容否认，他们推动了刑事诉讼制度的前进。现在的规定无论是在适用范围还是用程序上都得到较大完善。
当然，徒法不足以自行。仅仅有规矩的确立，并不足以保证它们有效实施。司法人员应当本着最大的善意，鼓起维护司法正义的勇气，脚踏实地地在个案中的实施。
唯有如此，它才有实质性的意义。才能让正义实现的方式经过考验。
